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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写《出身论》指出血统论荒谬 1970年被枪杀

2019-04-15 21:39

其实很早就有苗头了。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此后,“我家附近已经有人在盯梢”,在美国接受越洋电话采访的遇罗文回忆。若干年后遇罗勉则奇怪,那时的公检法都被砸烂了,但这至少证明还有一个系统仍在运作,“我虽然还很小,但都知道谁是盯大哥的人”。父母则照例叮嘱大儿子,要小心,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多少办法。

仍旧每天继续读书、写文章的遇罗克发现,每当他外出时,总是有人在跟踪。他预感到他将要遭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我只有一半的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进行检查了。”

1月6日,遇罗克被一辆囚车带进了牢房。遇罗文说,遇罗克一共被提审80多次,有时搞疲劳战术,日日夜夜轮番审问。“但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当得知弟弟遇罗文也被关进监狱时,他更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对预审员说:“是我牵连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来尽可能地使遇罗文得到解脱。

遇罗文说,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大哥最后死在哪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家事

遇罗克从小是个很优秀的孩子,是弟弟妹妹们崇拜的对象。“他自己会编木偶戏、皮影戏,或者照小人书编个小话剧,然后让我们仨来演。”遇罗文回忆,有时遇罗克还用一张16开的白纸,用钢笔和铅笔又写又画,给他们编小报。遇罗克的象棋也下得好,曾获得1956年北京少年组亚军,甚至后来还有不看棋盘同时下两盘棋的本领。遇罗文、遇罗勉至今提起哥哥还是钦佩不已的口吻:“因为他聪明好学,一直很受宠,从小学到中学都属于响应号召,积极向上的好孩子。”

父亲遇崇基是东北人,后来以“满洲国”第三名的身份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他用“罗茜”的笔名写了一本《日文报纸译读法》,很受欢迎。他给几个孩子起名也都用了“罗”字,而不是家谱上规定的广字。“我有一次问过他,他说‘羅’拆开是‘四’、‘维’两字,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遇罗勉说。母亲王秋琳是北京人,家境优裕,曾自费到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后来,父亲遇崇基开办了“大业营造厂”,母亲王秋琳和同伴合开了一个“理研铁工厂”。

对遇家人来说,1952年是后来一连串动荡乃至劫难的开始。那一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遇崇基因为被怀疑偷漏税几十亿元而被逮捕。“几个月后,事情不了了之,父亲被放回来了,但是他的厂子受到很大影响。”为了躲避伤心地,遇家花3000元买了东四牌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举家迁到那里。遇罗克后来在《我的童年》作文里,详细写了这座院子的花花草草,写到临别时,他抱着一棵枣树哭了。这篇文章成了全校的范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在弟弟遇罗文的记忆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文章里承认自己哭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落泪”。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遇崇基因为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因为父亲有自己的想法,显得不随和,所以每次运动都躲不过去。”遇罗文回忆,“大哥非常尊敬父亲,父亲的遭遇对他触动很大。”不仅如此,“母亲仅仅稍微表示了同情章乃器,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

虽然“出身论”的荒谬在“文革”时达到极致,但在“文革”之前,它已经是盛行的一个政治标准。“同学们因为出身不同,被分成三六九等,我是属于最底层的。”遇罗勉说,“家里出一个‘右派’已经抬不起头来了,何况我的父母两人都是,其中一个还被劳教。”那时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是:出身不好的人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心灵上遭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之深。”遇罗勉如今回忆起来,仍有些痛苦。

1959年,遇罗克从北京65中毕业。虽然高考成绩优秀,但还是没有大学接收他,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遇罗勉解释说,那时上大学除了看出身,还要看“操行评定”——学校的操行评定分成“优良中差劣”五等,被评为“中”是根本不可能上大学的,“差”者基本上要被开除。自父母双双成了“右派”后,遇罗克的评定也由“优”变成了“中”。遇罗克不解,老师回答:“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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