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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河、徐奇渊:“压舱丁祖伋石”与“周期性”的终结

2019-07-09 11:15

  提要:表面上看,经济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能稳定地改善因政治、安全摩擦而恶化的中美双边关系。但是实质上,并不是任何性质的经贸依赖都会起稳定作用。由于中美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接近的停滞和距离的拉大,这一相互依赖正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而由互补转变为竞争,存在不断加速的质变。由于经贸依赖这一“压舱石”本身已经质变,中国不再可能通过既有途径来恢复双边关系中的总体均衡。要想重新恢复平衡,不仅需要缓解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根本分歧,或许还需要通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补偿措施来“反哺”不断激化的经贸矛盾。

  一、中美关系发展的线性解释

  2017年下半年起,中美关系出现了“忽好忽坏”的周期性宣告终结的迹象,双边关系开始朝全面“摊牌”、难以“反弹”的方向发展。一方面,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以放松美官员赴台限制、增强美台官方联系为核心内容的《台湾旅行法》,这是美国继特朗普在2017年初致电蔡英文之后又一次严重削弱中美关系基础的行为。但是与2017年初不同,这一议案不仅在国会顺利通过、得到了特朗普的迅速签署,而且中国的抗议和游说还被美国会斥为“越过红线”,后者甚至声称“干预美国立法事务只会适得其反”。[i]这一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举动可谓出乎中方预料,展现了美国精英在对台政策上改弦更张的共识。[ii]此后,含有增强台湾安全、呼吁美台联合军演条款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亦宣告通过,这也是该法案连续第二年包含重大涉台内容。[iii]另一方面,除了开始试探中国的核心利益之外,特朗普政府又发动了措辞强硬、规模庞大的对华贸易战。与一般的贸易摩擦不同,美国将“中国制造2025”作为核心打击目标,并将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指引和产业支持为内容的中国模式作为竞争和遏制对象。试图抵消中国国有企业享有的“不公平”竞争优势,挑战中国市场的诸多自我保护措施。[iv]贸易战体现了美国乃至西方对中国“掠夺性经济”和“锐实力”的担忧和回应。[v]这也迫使中国不得不承认中美关系已经越过质变的“临界点,双边关系正从以合作为主转向为以竞争为主。美国的整体对华政策也从在各议题上“规避风险”、维持整体获利转向主动提升风险、通过紧张和不稳定来削弱中国的长期权力增长。[vi]正如特朗普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述,美国的对华定位已经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stakeholder)”演变为在国际安全和经济的诸领域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的最主要战略竞争者(competitor)。[vii]

  中美关系越过临界点的现实挑战了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发展的传统看法,即所“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的周期波动论。一般而言,中国和国际学界将中美关系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分段函数”,认为不同时间段内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发展动力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虽然2009年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分期点,此后“国家关系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中美两国的竞争性变得突出起来”,但是大部分观点还是认为“忽好忽坏”的规律仍然大致适用2009年后的中美关系。[viii]

  在1949年后,由于中美分处冷战中的两大阵营,两国是稳定的敌人关系,这种关系既有国内基础也有国际基础。但是在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ix]中美出于苏联威胁上升而接近,并形成了基于对苏战略利益的“准同盟”关系,形成了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在这一时期,主要是苏联这一外部因素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形态。在1989年后,中美逐渐形成了以中国改革开放换取美国接纳中国融入美式国际秩序的新阶段。此后,中美关系就进入了以内生动力为主导、以经济相互依赖为“压舱石”的稳定时期。“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描述的正是1992年之后的中美关系。两者相互间的强大经贸依赖会克服内外政治和安全因素带来的消极波动,呈现出忽好忽坏的周期性。

  之所以存在表面上的波动性,是因为从1992年至2017年中,两国在安全和政治上存在冲突性和对抗性利益,进行的是相对消极的合作;但是在经济和文化上则存在互补性和共同性利益,进行的是积极合作。在这一双重合作的过程中,双方还会相互怀有对方会进一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的期待,而期待落空则会带来冲击。[x]这一“期待—落空”的循环通常是通过美国的国内政治周期来体现。刚上台的美国政府会往往会重提对中国的期望,展示较为强硬的态度,之后则会逐渐趋于务实。此外,第三方因素经也常被视为导致中美关系波动的重要甚至是关键因素。在2008年前,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可谓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其中以中东为重心的反恐、朝鲜和伊朗核问题推动了中美关系的迅速升温,塑造了小布什政府任内“史上最好的中美关系”。[xi]而在2008年以后,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冲击逐渐成为主流,例如朝韩间的天安舰事件、中日和中菲的领土主权争端更是显著恶化了中美关系,以至于“第三方因素是导致中美军事冲突的最大可能”。[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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